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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近日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访美时表示，印度希望在发展国内消费者市场的同时，推进制造业激励计划，使印度成为中国的替代者。

过去几年，印度想利用全球供应链调整机遇，依靠劳动力优势与市场蛋糕成为中国制造业取代者。为此，印度政府以补贴方式推出“生产挂钩激励制度”，涵盖半导体等13个制造部门，并致力于扩大国际贸易，推进与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计划成立“贸易印度”（Trade India）机构促进印度出口，备受国际市场关注。

次贷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引领了全球制造业投资争夺战，中国也积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美国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试图破坏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与升级态势，提出“近岸”和“友岸”外包概念。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积极吸引中国基础设施与制造业投资，如印尼、俄罗斯、巴西等国。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加深了供应链产业链以及贸易一体化程度，印度拒绝加入该协定，而是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但该框架没有具体贸易安排。

可以看出，印度发展制造业的雄心建立在美国地缘政治调整基础之上，而不是具体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体现了其愿望而非能力与机制安排。因此，供应链重置下，制造业部分流向了东盟地区、墨西哥或孟加拉国等，流入印度相对较少。事实上，印度也没有为发展制造业准备好基础，如改善基础设施，稳定的政策以及市场开放。中国掌握全球主要的中低端制造业资源，但是，印度对中国企业并不友好，先后封禁300多个中国应用程序，对中国手机企业也以各种理由检查和处罚，并出台政策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印度。

当前，苹果公司生产集中于中国，印度是下一个潜在大市场，因此，借助苹果部分代工企业转移，印度想要跨越式发展半导体与电子组织产业，但该行业已经在东亚地区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合作网络。以苹果为例，2022年中国大陆供应商占其全球总数的47.03%，中国大陆工厂数量占其200大核心供应商比例达48%。因此，印度排斥一个掌握主要制造业资源的国家，选择与掌握高端制造业基数并努力发展本国先进制造业的国家合作，缺乏经济逻辑和产业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印度发展制造业的雄心、意志与韧性，以及一定的人口优势和市场诱惑。我国应该为中资企业投资印度提供必要的风险教育，避免企业因信息缺乏导致损失。我们也要认识到，虽然印度制造业相对落后，但其在信息软件领域人才济济，在营销、品牌、管理等方面拥有优势，而中国擅于制造出优质产品，但营销渠道和品牌打造能力仍待加强。

以开发非洲市场为例，印度企业和商人能够组建行业协会，进行内部协调以及加强与本地政商合作，完善售后渠道，力求长远发展。中国商户之间则缺乏通过商会协调内部竞争与联络本土政商关系的能力。印度人的组织管理优势，也能够在印度裔跨国企业CEO的庞大数量得以体现。因此，一旦印度制造业开始崛起，或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我国构成贸易渠道与品牌上的挤压。

在全球制造业竞争的大环境下，我国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应该建立独立而强大的全球营销渠道与中国品牌影响力，改造我们的商业文化，巩固制造业优势，弥补营销、设计短板，与后来的竞争者拉开距离，向全球产业链高价值领域前进。